轉基因是近年來引人矚目的公共話題之一，中間涌現出了多個傳播事件，遠遠超越科學與農業的范疇，討論之激烈、參與者之廣泛、持續時間之長久都極為罕見。盡管至今為止，世界上所有主流科學機構都認為，當前的科學評估、生物試劑實踐都顯示，轉基因作物與常規作物一樣安全，卻仍不足以消除人們的疑慮。從傳播學角度看，相關的傳播受到了干擾或誤解，輿論已經構建了非科學、非學術的表達框架，溝通失真導致了傳播障礙。

僅用“新事物誕生必然遭遇接受障礙”這一規律，不足以解釋轉基因知識傳播中碰到的問題。對轉基因而言，科學術語的專業表達和公眾所需要的通俗表達構成了兩個話語體系，不同話語體系之間的信息流通通過語言這種“符號”來實現，“解碼/編碼”之間存在巨大偏差。

科學界和相關政府部門往往從科學知識的普及角度克服這些障礙。但實際上，轉基因科學傳播障礙的背后有著更為隱蔽的反智社會態度及對傳統農業的迷戀心理，三個因素都與中國傳統直觀外推思維方式有關。

本文在梳理了天人觀的歷史脈絡后，發現轉基因知識傳播所面臨的，實際是構造自然觀與有機自然觀之間的沖突。對有機自然觀的誤讀與當前彌漫的反智主義關系密切，轉基因帶有“高科技”的突出特征，恰恰容易成為反智主義攻擊的對象。在有機自然觀和“反智”傳統的影響下，社會上對傳統農業的迷戀有著相當的市場。但質疑現代生物技術、希望重返傳統農業已經*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在此情況下，轉基因技術要克服傳播障礙，必須重構環境，除了以經濟動力繼續推動傳播工作外，也要讓技術發展與人們普遍接受的自然觀相結合。本文將分為追求“*”的自然觀、反智的社會態度及對傳統農業的迷戀心理三段來進行論述。

“*”，有機自然觀的誤讀

“蟲子不吃人能吃嗎”，一個簡單的反問句式正在瓦解一批科學家數十年的努力。盡管從科學邏輯上看，這類言說*經不住推敲，但卻符合日常經驗，能夠調動公眾的直觀理解力，因而具有巨大的傳播威力。動用常識來進行直觀外推的簡單句式之所以泛濫，依靠的是言說背后不易察覺的文化意義。

這個矛盾句式隱藏的回答是“蟲子不吃人就不能吃”、“蟲子能吃人才能吃”。由蟲及人，暗含的邏輯是人與蟲的同構。“蟲子”是世界萬物的一類，和人一樣，是自然的組成部分，“蟲子”由此代表著“自然”。萬物互相交感，人和代表自然的蟲子能分享相同的食物，自然才是和諧的。蟲子都不吃的轉基因水稻，代表著“自然”的抗拒，而轉基因水稻恰恰是科學家們（人）的創造。轉基因的命運由此注定：它代表著人與自然的沖突，與傳統的“*”有機自然觀格格不入。

在日常生活中，依賴于傳統直觀外推思維方式的有機自然觀的影響隨處可見。天然有機食物的熱潮、吃哪補哪的食補法和各類荒誕不經的養生術，無不是“五千年文明”之花結出的奇異果實。轉基因所創造的，恰恰是直觀外推方式所不能理解的范疇。在這種思維方式及自然觀里，任何打上“人造”烙印的物品都會受到審判。

轉基因生物（食物）需要的基因克隆和轉移，跨越了物種鴻溝，是*意義的人造產品，如此“非天然”，肯定是“生而有罪”。不僅僅只有轉基因食品，通過化肥、農藥、植物激素得到的農產品，或者是運用食品添加劑的食物，它們也值得懷疑，不過程度不一而已。只有那些看起來更傳統、天然的食品才更接近自然，因此更安全更好。正如田松等所言，“人類與水稻、麥子、玉米，都經過了漫長的適應過程，相互選擇，相互改造，共同演化。人是環境的一部分，所以傳統社會，一個人到達異鄉，常常會感到水土不服——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食物都會不適，更何況是的人造生物!”

在“人造/自然”兩者之間，“自然”似乎成了當然的選項。這不只是傳統的幽靈，值得重視的是，“*”有機自然觀正在變得時髦。人們重提誕生于農耕文明時代的自然觀，目的是根據現實的需要，希冀從傳統中挖掘出有益于解決當前面臨問題的價值。有學者認為，“*”論已經達到了生態的高度，與今天所提的人與自然和諧統一類似。

這種更相信直觀經驗，普遍接受萬物互相交感，追求“*”的有機自然觀是如何演化而成的？在對待當下復雜問題時，這種自然觀是否又能像提倡者所希望的那樣，帶來人與自然的大和諧？

“天”與“人”的關系是中國zui為悠久的一個哲學問題。直接將“天人關系”理解為“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而認為“*”是天人關系的精髓，概括歷朝人與自然有機統一的和諧關系，這無疑是輕視了中國文化的復雜性。

首先是“天”的含義，歷來就有多義。說“天”大致等同于如今統一完整的自然概念，不免牽強。《道德經?二十五章》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時的“天”和“自然”與今天的自然概念都相差甚遠。

即使不糾纏于概念，中國歷*對“天人關系”的論述也是多樣的，有“*”、“天人相分”等多種觀點。儒、道等諸子百家之間對“天人關系”的看法有顯著區別，在人的能動性上，儒家相對積極。老莊“與天為一”的“順天”說，荀子改造自然的“制天”說與《易傳》的“天人調諧”說對后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觀，發源于周代，夾揉了老莊與《易傳》，中間出現了孟子“性天相通”觀點與董仲舒的“人副天數”說，到宋代張載、二程時達到成熟。整體來說，“*”自然觀發展的各個階段，無不強調人性即天道，認為自然規律和道德原則是一致的，無疑是過分強調人的內圣外王的精神體驗而忽視了人對環境的現實需要以及所受的限制。

把追求道德完善視為人的zui終價值判斷的倫理中心主義已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下意識，載其所支持的有機自然觀下，對轉基因這樣“非自然”的產物，容易出現大量批評都集中在道德層面的現象，“研發者賣國、追逐利益，產品毒害國人”等陰謀論式的批評更能調動民眾集體下意識，更具有煽動力。

在中國傳統農業的生物試劑實踐上，占據主導地位的，是闡述天、地、人之間關系的“三才”理論。傳統中國無疑是一個向土里討生活的農業文明社會，其中發展起來的“天人觀”，與“三才理論”之間有著緊密。該理論是一種樸素的自然觀和宇宙模式，更通俗地表述為天時、地利（或地宜）、人和（或人力）。“三才”中的天地人，zui接近于現在所說的人與自然的關系。

自先秦以來，“三才”理論作為一種分析框架廣泛應用到農業生物試劑的各個領域。處于人類之外的“他者”——天地，如何與人相處，二者如何在對立中尋求統一，順應自然規律的同時，如何發揮人的能動性，這正是“三才”農學思想試圖回答的問題。更為基礎的“三才”理論強調人的能動性，強調“天地”的“他者”存在，進一步說明了“*”中，人與自然和諧統一之不可得。

從中國生態環境變遷的實際結果看，如果“天人觀”中確實存在某種生態智慧的話，也只是停留在理想之中。自漢以來，中國環境整體持續惡化。余文濤等學者認為，中國歷史環境變遷的總趨勢，自秦以降逐漸惡化。從先秦起，其間經歷了良好-*次惡化-相對恢復-第二次惡化-嚴重惡化等五個階段，明清以后為中國環境急劇惡化時期，盡管造成環境整體趨惡化的因素復雜（zui主要原因應是人口增長——編者注），但從結果上看，“*”顯然并未能調適人和自然的關系。

由此可見，和對轉基因的爭議一樣，對“*”現實意義的理解是有分歧的。可取的態度只能按“照著講”的途徑——即要尊重它實際的歷史內容，才不至于陷入自說自話的怪圈。在如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古人在漫長的歷史實踐中給出了異常豐富的回答，“*”從來就不是*答案。如果不反思并完成“*”有機自然觀的現代轉化，反而據此來反對轉基因技術進而否定所有現代技術，恐怕只能是南柯一夢。

反智泛濫

“*”并不等于“天人和諧”，這種有意無意的誤讀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當前彌漫的反智主義。余英時說，“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一向彌漫著一層反智的氣氛”。

中國的反智論由來已久，儒學的法家化加深了“尊君卑臣”的格局，知識分子在政治化的道德中打滾，個人的命運和“才”（智性）都只是工具。在20世紀狂風驟雨式的革命中，科學家等知識分子被工農整體拒絕。后經撥亂反正雖稍有短暫春天，但又很快面臨消費主義與世俗主義的狂飆突進，加上后現代主義浪潮的高漲，科學的價值被資本和權力消解，“反智主義”也獲得了新的市場。

一般而言，“反智論”分為兩個互相關涉的部分：一是對智性（inlect）本身的憎恨和懷疑，一是對代表“智性”的知識分子（inlectuals）的輕鄙乃至敵視。

和有機自然觀一樣，反智與中國人數千年來直觀外推的思維方式直接相關。在常識和直觀理解力所能及的范圍，直觀外推的思想方法比較接近科學，有著很強的實用性。一旦超越直觀外推所能把握的領域，這種方式則很快滑入神秘境地，導致不可避免的反對智性和對知識分子的輕視。

作為典型的科學前沿事物，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符合人們想象的“高科技”：技術在肉眼不可及的微觀層面展開，結果是快速改造和改變自然，所代表的新興產業成為未來經濟增長點的誘人前景，商業化應用時間尚短。轉基因的研發發展如此迅速，理解接受它顯然不能依賴于常識和直觀外推，需要相當的專門知識，此時，智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受到直觀外推思維方式的影響，在轉基因的傳播過程中，對轉基因智性本身和從事研發工作科學家（知識分子）的拒絕不可避免。一個吊詭的局面出現了：對于微觀的生命科學、轉基因技術，公眾系統深入了解的意愿寥落，又不愿意相信研發者的專業意見，倒是愿意傾聽人文學者的非專業表達。轉基因是否安全，主流科學機構說的不算，謠言和謾罵更受歡迎。技術和產品不斷被潑污水，各類陰謀論層處不窮，研發者被視為“漢奸”和“賣國賊”。反智讓一切討論的基礎坍塌，剩下的只有情緒化的表達，支持者發聲被圍毆，謾罵者則英雄般凱旋。

饒毅認為：“對于轉基因的zui高分貝批評來自少數反智人士，他們不僅反對轉基因本身，而且反對一切科學技術帶來的進步。”（饒毅《轉基因：警惕“投機”和“反智”》）高分貝的聲音如果只是自我言說，畢竟影響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反智”對媒體的影響，只有通過媒體，分貝才能更進一步放大和擴散。華中農業大學生物科學傳媒中心對11家主要報紙媒體19個月內轉基因議題報道進行了定性與定量分析，發現媒體報道淡化科學、理性的學術色彩，弱化甚至省略科學基礎的現象突出。在所選取的樣本中，非科學知識類的報道有117篇，占比高達60.31%，而具備完整科學知識闡述的報道只有10.82%。

知識分子、科學家動輒得咎，民眾失去了對真理和自然界探索的好奇心。反智的后果不只是影響了某一項科學技術的傳播：2010年發布的*八次公民科學素養調查數據表明，全國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比例為3.27%，在與2001年的歐盟15國、美日等國比較時發現，中國人對科學知識的了解排名倒數*。

一邊是追求各種“吃哪補哪”、師法自然養生術熱情高漲，一邊是科學素養的極其低下，高低之間的落差，正是反智土壤培育的結果，轉基因傳播的障礙背后，是所有科學問題傳播的迷局。

迷戀傳統農業

在“*”有機自然觀和“反智”傳統的影響下，社會對傳統農業迷戀有著相當的市場，應用轉基因技術的現代農業變得不可接受。有學者提出，傳統農業是比工業化農業綜合效益更高的生物試劑方式。田松等認為：“生態文明的建設需要對工業文明進行批判和反省，需要從傳統中汲取滋養。中國傳統農學一直獨步世界，早在工業文明起步之前，已經形成了系統的理論與技術。”

從農業的誕生、發展及現狀看，質疑現代生物技術、希望重返傳統農學，籍此回歸自然無疑是矯枉過正。

農業從誕生之時起，選育品種、馴化家畜，無不以自然為對象，每一件事都是在改造自然。從文明誕生起，“天然”已經不存在了。農業誕生是人類*次范圍內進行基因改造。在距今13000年到3000年這一萬年中，范圍內至少有10個地方，人們針對特定的品種開始有選擇的采集，再循小規模到大規模的翻耕，而后是灌溉和作物輪作，這其中包括中國人在8000年前左右進行的水稻選育和一系列耕作技術的總結。這些有意識的對植物基因的改造，使得人類文明看到了曙光，世界因此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中國是*的世界栽培植物zui主要的發源地之一，但自然饋贈給我們的仍然遠遠不夠。在不斷增加的人口壓力下，祖先們在馴化選育本地品種的同時，不得不從外域引進新品種。比如小麥，從西亞傳入中國，歷經數千年的反復艱難的栽培試驗，zui終在北宋以后代替谷子，成為北方人民的主糧。元代農書《農桑輯要》提倡在黃河流域引進和推廣棉花、竺麻，明清時代又引進了玉米、土豆。正是像小麥、土豆、玉米這些“異鄉客”，它們看起來一點也不本土、也不天然，卻養活了中國人，緩解了人地緊張關系，推動了文明發展。

由于人地關系的緊張，中國傳統農業zui為講究集約的土地利用、精耕細作和因地制宜，先民在改造利用各類低產田、戰勝自然災害等方面，有許多*的智慧創造，該方式本身意味著對自然的改變。至遲到《農桑輯要》出現時，傳統農學已經開始對唯風土論進行批判，該書對人的能動性有著充分的論述，能夠改變農業生物的習性，使之適應新的環境。“在某種意義上講，精耕細作是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克服自然條件中的不利方面，利用其有利方面的一種巧妙的農藝。”比如，黃河流域的先民們在抗旱保墑實踐中形成了耕-耙-澇-壓-鋤的耕作體系，動植物良種選育技術包括動物有性雜交等手段的應用也很早。

傳統農業始終處于動態發展之中，有一個漸進累積的過程。那些醉心傳統農業的觀點，實則是人為割裂了農業發展的有機過程。一個問題是，在經歷了數千年的發展后，回歸傳統農業究竟該回到哪一個階段？以人文zui盛的江南為例：江南只到衣冠南渡后，到唐宋變為天下糧倉，在《禹貢》時代則是“厥土惟涂泥,厥田為下下”的景象。該地區低洼易澇，先民經過長期摸索，建立了治水與治田相結合的塘埔燈田系統，經濟面貌得以*改觀。明清時代又出現堤塘生物試劑方式：低洼地挖池，堆土為堤（或稱為“基”），池中養魚，堤上植桑，桑葉飼蠶，蠶矢飼魚，池泥奎桑，循環利用，成為生態農業的雛形。滿地涂泥、天下糧倉、桑塘田立體農業，這些漸進的過程都是傳統的有機部分，回到哪一階段才更符合熱衷天然的人們對田園詩的想象？

按鄭林等學者的觀點，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對應，主要是為了反映農業發展的延續性、繼承性。傳統農業與以生物技術為代表的現代農業之間，兩者是承繼發展而不是矛盾對立的關系。農業技術的發展，有其自身演化規律。以育種技術為例，傳統育種-雜交育種-生物技術育種，內在發展邏輯有其自我發育的內在機制和根據，又為社會需求推動。

從現實狀況來看，中國古代科技，無論是理論還是實驗實踐，都有一種趨于飽和的趨向，其中，傳統農業技術在社會各項技術中的比重到明清時已降至很低的水平。在*次綠色革命前，傳統農業已經窮盡了可能。

1949年，中國人口5.4億，到1987年，已經翻番達到了10.93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年鑒）。這期間，糧食畝產則從68.62公斤增長了3.5倍，達到242.5公斤，人均占有糧食從不足210公斤增長到370公斤，增長了約1.8倍（畝產數據來自中國種植業信息網數據庫，人均糧食產量則依據糧食總產和人口數量計算所得）。如果不是60年代至70年代矮化育種和雜交的優勢利用，配合化學肥料、化學農藥、灌溉技術、農業機械化等新技術的應用，災難將很難避免。本世紀上半葉將是中國歷*人口規模zui為龐大的時期，人口總量將在2016年左右超過14億，并且可能在2023—2047年期間一直保持在14.5億的規模以上。如此龐大的人口，回歸傳統農業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讓這么多人免于饑餓。

人類面臨的難題不僅僅只有數以十億計的人口，還有工業化導致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這其中也包括*次綠色革命帶來的弊端：化肥和農藥投入的回報率已趨逐年下降，土壤肥力衰退，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的現象日益普遍等等。希望回歸傳統農業的學者們因此而百般責難現代農業技術：你們所承諾的進步，讓人類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必須要明確的是，化肥、農藥帶來的后果，轉基因可能對未來的影響，這些看起來超過人類預期的結果，其實并非*“無意識”，它們恰恰包含在人類的意愿和選擇中。那些負面的后果，很多是可以預見和可以避免的，只是人們沒有選擇而已。很難說某一項技術是邪惡或者正義的，技術被濫用或誤用，不過是人類在放大自身的弱點。人類是否已經喪失了對技術本身的控制，這是一個涉及技術自主性的根本問題。在對待轉基因技術上，也許我們該學習溫納（LangdonWinner），他在寫《自主技術》時曾對技術控制的前景悲觀，但后來，他仍然對技術的社會控制持樂觀的態度。

要解決人類當前面臨的生存難題，*寄希望于從傳統文化里尋找資源，恐怕只能是烏托邦。技術產生的問題還需要依靠技術來解決，對于農業領域來說，在窮盡了傳統技術手段后，轉基因等現代生物技術的產生，目的是解決日益尖銳的環境污染、資源匱乏等問題。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是技術自身的內在需要。

結論與討論

無論愿意不愿意，轉基因討論已經超越了實驗室或者是特定的產業邊界，成為了當前公共領域的一個部分。對“*”有機自然觀的誤讀，彌漫的反智氛圍，對傳統農業的迷戀，這些頗值得玩味的文化因素，深刻影響著該公共話題意義的生物試劑與傳播。

梳理有機自然觀的發展脈絡及對轉基因傳播的影響時，必須要看到的是，現代科學體系的誕生，得益于構造性自然觀和受控實驗的出現。所謂構造性自然觀，是指基于假設和公理之上，運用邏輯導出推斷，由此構建一個自洽有序的科學理論體系。構造性自然觀具有可預見性和可證偽性，指導設計實驗，又反過來接受實驗結果的檢驗。而在今天，有機自然觀和構造性自然觀的沖突，不僅導致了轉基因研發及傳播面臨諸多困難，而且正阻礙著中國產生新的科學創造。

不過，從科學史來看，也許不必要太在意轉基因當前面臨的傳播障礙問題。到17世紀后半葉，西方科學革命理論準備已經基本完成，但直到18世紀，蒸汽機等技術革命才出現，之間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差，正是近代社會結構和開放性技術體系之間不斷調適的過程。在這約一百年時間里，西方完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準備，以及確立了將科學視為普遍概念的構造自然觀。溫納在埃呂爾“技術系統”的基礎上提出了“技術命令”，“技術是一系列的結構，技術的運行要求重新構建自己的環境。”由此得到的啟示是，轉基因技術要在國內被普遍接受，必須依賴兩個條件，一是強大的社會經濟結構即有強大的經濟動力，一是該技術與國人普遍的自然觀相結合。

在文化這堵厚墻面前，重構轉基因所面臨輿論環境的希望在于新的媒介和交流形式不斷出現。zui終影響討論進程的，除了科學的進步外，還在于無形手的推動以及那些沉默的大多數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