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愛荷華州艾姆斯市大學城長大的Stephen Hsu身邊環繞著許多早熟的教授們的兒女。這些孩子比起同齡人更顯成熟和聰慧，這個現象引起了Hsu的注意。到了2010年前后，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在俄勒岡大學尤金分校從事倫理物理學的Hsu提出，DNA測序技術可能幫助人們解釋是什么讓那些孩子如此聰明伶俐。Hsu并不是*個關注智商遺傳信息的人，但是在中國華大基因的幫助下，他開啟了相關研究的先河：測序2000人的DNA，這些人中大部分智商超過150。

zui初他還沒有意識到公眾對此是否會產生負面情緒，直到有一天，該研究參與者之一、紐約大學心理學家Geoffrey Miller在媒體上發表了一些煽動性的評論。Miller預測在項目研究過程中，一旦發現相關的智力基因，中國就可能開始進行胚胎檢測進行選擇，甚至有文章將此項目描繪成國家認可的實驗，旨在選擇天才兒童。這個時候Hsu和同事才發現，這個剛剛啟動的項目已經成為了眾矢之的，難以開展。

很多時候，人們對科學的爭議遠遠超過科研的價值本身。例如Hsu的工作，與其它有爭議的遺傳學研究領域一樣，遺傳對智力的影響很可能是通過無數基因形成網絡發揮作用的，因此這些差異僅通過小型的研究是很難被發現的，因此此類項目往往都是能夠充分引發社會關注的大項目。但這只是一部分原因。幾十年來，科學家在追求科學發現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受到來自社會或政治因素的困擾。

社會對待科研謹慎的根源是普遍的但是又過時的認知——遺傳是一個人的命運，與其它無關。此外，公眾和許多科學家還在許多現代發現的基礎上，對科研繼續產生著誤解，例如它們擔心這項工作將導致一個新時代，當優生學占據主導時，屆時已被邊緣化的人群會受到歧視。

近日，《自然》雜志分析了行為遺傳學幾個有爭議的領域，以查明為何每個領域都存在，以及是否存在科學合理的理由來繼續這些研究。

1 智力遺傳研究

禁忌等級：高

在Hsu的 項目中，公眾對于人類遺傳學研究的忌諱可見一斑，Miller對與中國家庭和政府想選擇天才嬰兒的言論觸動了社會的神經，即使幾年后的今天，余留的影響都還未消除。

19世紀，英國人類學家Francis Galton發起了優生主義運動。但是該運動也引發了政府濫用職權的問題，例如在德國、美國、比利時、加拿大和瑞典，不生育的人被視為次等人——少數民族、窮人、精神疾病患者都被劃分在內。

“智力"這個詞的界定也變得原來越模糊。智力測試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個人的天生才能，例如通過后天訓練來提高個人的成績是有可能的。然而，多半智商是通過遺傳變異而來，這就給研究人員提出了一個不可抗拒難題：沒有一個基因可以作為與智商關聯的主效基因，而目前已經發現的一些微效基因的作用也受到了質疑。

今年早些時候，為了找出更強的遺傳相關性，紐約斯克奈塔第聯合學院的Christopher Chabris和同行調查了超過12.5萬人的基因，他們發現了3種遺傳變異，每種變異都會對個體的校園學習生涯的長度產生微弱影響。研究人員推斷，這些變體對學歷的影響源于它們對智力的影響。但結果卻引發了社會的譴責和擔憂。一些對此抱有批判態度的人認為，這一結果把焦點和資金放在了單純的基因研究上，而忽略了其它的非基因因素，例如對社會流動性大有影響的貧窮。

但Chabris指出，這項研究實際上能夠導致更大的社會流動性——例如，通過幫助對學齡前兒童進行鑒定，以甄別出哪些兒童能夠給予更密集的兒童早期教育。“過去人們以何種方式解讀這些結論都不能意味著它不應該重新被研究。" 他說。事實上潛在的可能被濫用的信息可以被甄別和剔除，但不是每個人都買賬。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人類學家Anne Buchanan就在博客中寫道，這些研究并非純粹學術的和超脫的，而是“危險的不道德行為"。

對于Hsu研究項目的批評者還指出所得數據可能被濫用。在今年夏天Miller接受采訪引發巨大爭議狂潮之后，Hsu降低了數據可能被濫用的可能性。“找到基因網絡的幾個節點和幾千個節點不一樣，其間存在著巨大的難度。在足夠預測特征基因型的基礎上，我們從來沒有想去實現這一點,"他說。但是在2011年，他曾表示：“我地確定，zui終將有一種技術用于評估胚胎或受精卵的數量性狀，例如身高和智力。我不認為這有什么錯。"

Hsu的合作者之一 、行為遺傳學家Robert Plomin研究人類智力40多年，他對這個項目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認為該項目和其他測序項目結合將有助于查明許多遺傳因素的特點。他指出這項工作可以被用于目標教育干預，并表示這是一個根本的人類特質,值得尋找遺傳貢獻。

2 種族研究

禁忌等級：非常高

在遺傳學研究禁忌中，人種可能是zui沉重的禁忌議題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類研究交叉了各種有爭議的特征研究，例如前文的智力研究就是特征研究中的一種，因此引發這種研究的目的飽受質疑。無論社會科學界還是生物科學界，都存在這樣的廣泛共識，不同的人群種族間并未存在非常大的差異。可與來自不同種族的個體相比，來自同一人種的兩個個體可能有更多的遺產變異。因此種族并不是一個特別有用的尋找遺傳學生物特征甚至醫療漏洞的研究類別。

大多數調查人遺傳學變異的研究人員指出，他們觀察到的差異反映了這些人種的地理起源、生育史和遷移情況，但并不是一些人種間本質區別的標志。

也有研究人員曾問及，人種遺傳學中的禁忌是否變得過于嚴重，以至于阻礙了合法研究。例如，2005年，芝加哥大學遺傳學家Bruce Lahn發表的研究指出，兩種可能與智力有關的腦發育基因的變體，在白種歐洲人和非洲人之間出現了不同的進化。這引發了科學家對應該如何解釋這些研究的擔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Francis Collins也曾對此表示擔憂。

但Lahn及其同事zui終發現，挑選出的基因變種與提高智力并沒有關系。但是這個后續的發現與之前的研究相比，所引發的關注要小得多。Lahn回憶當時感覺周圍危機四伏，即使他的合作者也沒有為他辯駁過。有人認為，Lahn應當更加謹慎。“科學常在一定的社會政治背景下發揮作用，你也需要考慮科學發揮作用可能產生的后果。"新聞工作者John Horgan說，“研究人種和智力更傾向于支持種族主義者有關下等種族的論調。"

Lahnzui終不再研究人類種族基因，并催促研究人員進行更加透明的討論，以確定此類研究是否有繼續進行的必要。他說：“考慮到該國種族的歷史之路，可能該研究不應該被鼓勵，因為這會觸動太多的敏感神經。我同意。但是我不認同那些在科學下的政治討論的攻擊。"

3 暴力基因研究

禁忌等級：輕微

10年前，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法醫精神病學家Tracy Gunter幫助人們克服行為和藥物濫用障礙的做法導致他們被牽扯到各類刑事案件中。但是在隨后的日子里，她越來越清楚地了解到，一旦委托人陷入到一種的漩渦里，就很難將他們帶出來。

就在同一時期，有研究人員報告稱，擁有一種名為單胺氧化酶A（MAOA）基因的某個特定版本的人們對兒童期的影響有一些防護能力。其他一些由該基因編碼的蛋白質水平較低的人，如果受到，更可能。

于是Gunter改變了研究方向，她開始分析行為基因，希望能夠找到鑒定和提前干預高風險人群的方法。Gunter很快發現，地定義行為非常困難；要將環境和先天影響分離是不可能的；并且新興理論表示，行為是受許多小基因因素影響的等等障礙橫亙在她面前。如今10年過去了，她說：“一開始我有關行為基因的過分簡單化概念是不真實的。"

不僅如此，一些研究也未能驗證zui初有關MAOA的發現，但一些律師仍然使用MAOA基因測試，以及兒童期受或生活壓力的資料，以試圖為委托人減輕刑罰。

在2009年，這樣的測試幫助一個妻子朋友的田納西人減輕了量刑，也使得一位意大利將一個殺人犯的期限減少了1年。但是，陪審團通常對基因證據不感興趣：例如2008年，辯方律師企圖說服陪審團寬容一個射殺公交車司機的男孩。律師提呈的證據顯示，這個男孩體內存在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的變體SLC6A4，處于重壓和抑郁中的人會有類似癥狀。但陪審團認為無論如何這個男孩都犯了一級謀殺罪。要說服陪審團改變量刑，這些證據似乎并不夠。法院精神病學家William Bernet補充道：“基因結果不能直接導致一個人以特殊的方式做事，陪審團似乎明白這個。"

這些都可能會隨著科學的發展而改變，但迄今為止基因也不會比傳統的減罪因素擁有更大影響。

這些都使得研究人員不得不尋找更多線索證實環境因素與基因對行為具有影響作用。Gunter是這個團隊的一員，她證實了MAOA 基因的某些表觀遺傳修飾與婦女藥物濫用行為有關，與此同時，這種修飾也改變了她們的吸煙史。現在，科學家們仍然在繼續著暴力、基因遺傳和環境影響之間的關聯研究。

4 性向研究

禁忌等級：中度

有時候，政治風向可以左右科學研究。例如1993年，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的遺傳學家Dean Hamer，在發表了一份報告表明X染色體的一個區域可能與同性戀有關。這讓他遭遇了一場大爆發式的政治保守派的批評。不僅如此，一些科學家還對他工作的其它方面進行了全面批判。如今，研究遺傳學的性取向被美國同性戀社區所接受。2008年，在加利福尼亞進行的關于禁止同性婚姻的投票中，由于有了同性戀有遺傳基礎的科學證據而使得支持同性婚姻的一方大獲全勝。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已經將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陰陽人"作為研究的優先等級。遺傳學家Eric Vilain 說這是“風水輪流轉"。

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關于性的基因研究都會受到歡迎。例如Vilain，一直想進行同性戀表觀遺傳方面的研究，尋找環境影響和可能影響特征。這項工作還是沒有開展起來，但他預計這項工作可能會影響一些同性戀的權利。Vilain表示希望有朝一日出現重大的社會進步，讓科學家們在和平中開展工作。

這種復雜性是不可避免的，在民主社會中,公民有權知曉公共資金的流向。研究人員應該針對他們想要追大的東西參與更廣泛的社會討論。其實在許多其它的科學領域，這種禁忌是可以被避免的。因為人們更加擔心科學家會濫用這類成果。因此科學家就應該創建一個開放的公共保障措施，確保負責任的使用這些成果，而不是忽略其影響。這可能是實現Vilain所期待“在和平中工作"的*方式了。